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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与智慧(一)

来源:北极星水处理网      点击:16      时间:2021-10-09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领域,而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我国经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论探索,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与科技创新、生态补偿机制等实践和推广,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智慧。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向世界讲述的中国环保故事。
 
目前,在全球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全球环境治理中,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领域之一。生态文明一般是指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为目标,以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为内涵,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其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
 
2012年,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1]。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逐步向前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
 
在理论探索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还在生态价值追求上实现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逻辑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它既是对主要包括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唯物主义的生态自然观、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新社会三个层面的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弘扬[2,3]。它基于我国国情判断,树立和践行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将生态文明纳入基本国策,制定相关指导方针和发展方式,规划建设目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科学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在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4]。
 
在实践推广方面,2013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案,从而初步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推出众多举措,例如,创新战略环境评价制度,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布局、结构与规模,统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打赢蓝天保卫战,把它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从而促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坚持“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遏制自然保护区受侵蚀和破坏的趋势,改善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并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里程碑。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在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在国际上,得到联合国等机构和学者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概念,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5]。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契合
 
当今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问题,通过全球环境治理,携手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如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已被联合国列为三大全球性危机。其中,生物多样性是指某个地区所有或特定类群的生命体、生态因子以及相关生态过程(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的总和,主要包括基因、物种、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从全球环境治理视角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其共同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这充分反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在2015年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致通过、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组成部分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两项目标分别直接涉及水体和陆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6]。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则直接或间接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和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将危及那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据预测,气候变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因而需要积极探索能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此外,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其他压力也有助于增加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捕获和储存碳的能力,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并通过增强生态系统和农业生计的承受力,帮助全球适应不利的气候和极端天气的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表明,需要实现变革,以解决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本性驱动因素,并着重指出今后10年采取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紧迫性[8]。
 
我国倡导和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契合,二者都在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治理赤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1992年以来,我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过程中呈现出从被动的追随者、积极的参与者到主动的贡献者三种角色的转换过程,转换的时间节点相对清晰[9]。在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利益认知、科技水平和全球环境治理态度的共同推进。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到205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在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中,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化解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范例。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从生态文明角度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作为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产品,例如固碳、食物和纤维。因此,生物多样性连接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是人—地系统耦合的关键。研究显示,生物多样性每年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价值远高于人类经济生产价值。通过货币化核算,2011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达125万亿美元,而同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为68.85万亿美元[10]。人类生存与发展主要还依赖自然生态系统强大的服务功能,例如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遗传多样性给农林牧渔新品种培育提供的基因储备,而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与生物多样性水平密切相关。因此,生物多样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各种人类活动会引起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变化,从根本上改变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多地极端天气频发、北美洲野火肆虐、东非国家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这些灾害都不断警示人类,必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采取变革性措施来扭转生物多样性不断恶化的趋势。2019年,IPBES发布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非常严重,这已经对世界的经济、粮食安全、饮用水,以及人们的生计和生活质量造成危害;在亚太地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数量在下降,外来物种入侵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的驱动因素之一,而保护区在覆盖范围和管理方面仍需加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基于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生物多样性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也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11],因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生态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来推进,而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框架下进行[12]。所以,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的前提。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